18日，从山西洪洞县黑窑案件调查中凯旋而归的全国总工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全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张鸣起对山西当地政府进行了表扬。而据他披露，工作组的调查分别听取了临汾市委市政府、洪洞县委县政府关于该案情况的介绍。

　　另外，据媒体报道，山西洪洞黑窑案件中主犯已全部归案，打手也基本上归案。加上洪洞县政府的“道歉”、具有包庇罪嫌疑的黑窑主父亲被开除党籍、一倒卖童奴的劳动监察人员被降了两级工资，以及正在进行的善后工作与查处黑窑保护伞的工作，这个事件似乎快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看来，一切都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把一些手上没有公权力的直接作恶的人抓起来，处理几个位于权力等级低端的恶徒，就可以向愤怒至极的全国人民交代了。

　　然而，如果有人这样想就完全错了。存在了那么多年，残害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影响那么恶劣，可以说令人发指的山西黑窑案件，其性质已不仅仅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还公然挑战宪法。换言之，它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全国人民心中，这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山西“黑窑社会”却是一个野蛮的奴隶社会，它的存在一下子将中国拉退了几千年，严重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直觉。而对于这个存在于当地政府眼皮底下的“黑窑社会”，当地政府居然这么多年来视而不见，甚至在农民工被解救后还当“甩手掌柜”，无异于与“奴隶主”共谋，不管官员当不当黑窑的保护伞(当则涉嫌刑事犯罪)，其严重渎职毫无疑问。

　　在公权力堕落如此的情况下，一个廉价的道歉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摆平？只在党纪、政纪上处理几个人又怎么可能向宪法和全国人民交待？而在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怒后才着急的当地政府，本身就严重渎职，它还有什么资格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处理？它提供给全国总工会的信息如何具有法律上的可信性？

　　同样，全总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查主体，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是错位的。在这个案件中，“黑窑”并不是“企业”，而是一个犯罪组织，它对农民工，对少年儿童的奴隶似虐待岂能被视为是“侵害农民工权益”？不是由公安、监察等部门出马，而是由全总代劳，这是在抹掉“黑窑”案件的刑事与政治性质，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是震怒的全国人民难以认同的。

　　山西“黑窑社会”产生于公权力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的温床上，本质上已是一个制度问题。基于此，不仅必须追究山西当地政府的渎职责任，彻查并惩罚“黑窑”的保护伞，而且还必须尽快地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中央已多次表明了民主的“政治承诺”，前段时间有个调查认为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它兑现。

新闻上报道的在山西省的煤厂出现的被诱骗拐卖虐待的童工的事件，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在21世纪的今天，高呼‘法制人权’的今天，在国外媒体如‘狼来了一样’疾呼‘中国经济将要赶超美国’；‘中国将是下一个世界霸主’的在今天，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某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似乎只能在几千年前的奴隶制度下才能出现的场景。更让人心寒的事当地的执法机关竟然是同伙人，极力阻挠家长的营救和记者的采访。在光天化日之下，受苦的孩子不能及时得到营救，记者的采访无法得到公安机关的保护而只能转为‘暗访’。 这所有的一切出现在一个自称明主与法制的社会，出现在一个自命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政党的统治下，这些让我们想到了什么？

讽刺的是，这段时间英国也正在同时发生一切儿童失踪案。失踪的女孩Madeleine 3岁，是随同父母去葡萄牙旅游时失踪的，疑为被拐卖。这件事情一经发生，媒体跟踪报道铺天盖地，英国和葡萄牙的警察勤力合作，官方的拨款，民间的慈善资助，为女孩的家庭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全心全意寻找女儿的下落。他的父母已下了为找到他们的女儿寻遍全世界的决心。布莱尔和布朗纷纷发言，称为找人提供一切便利。且撇开政治做秀的成分不论，一面是面临被困被虐待的孩子因为执法人员的有意阻挠无法施救，一面是得到全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全面关注的小Madeleine的失踪案，民主和人权，是否还需要跟过多冠冕唐璜的理论解释？

我们亲爱的党是不会承认中国没有明主自由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为中国的明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不需要民主。民主是西方的东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百弊而无一利。最有力的证据无非就是以印度为例，印度实行的是西方的民主体制，经济发展却被中国抛在了后面，从此可见，一党专政，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发展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已经为这个逻辑错误作出了有力的论证，他精辟的指出：民主和法制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民主与法制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并且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全国人民每日每夜地加班加点，不分周中周末的勤劳而挣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之不易。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 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陈志武，2007）。

可喜的是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中终于出现了对于‘民主’这个敏感话题的冷静共开公平的讨论，这在1989年之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这让我们或多或少看到了一点点的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读了之后让人振奋，终于听到了期盼已久的救国之声，终于在一片‘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一片呐喊声中听到了‘不合谐’的‘民主’之音。其实中国向来不缺乏具有深邃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的社会学家，缺的只是让学者说话的宽容的政治环境。特别在文革和6.4之后，民主和言论自由已成空谈，学者们在党的最高指示下发出同一个声音，在XX党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虽然连路边的乞丐都清楚，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盖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只是为了避免使用敏感的‘修正主义’字眼而已。不过振奋之余，又不免要为谢先生捏一把冷汗。这些大胆出格的分析足以挑战XX党对言论的一向的容忍度。如果谢先生能够躲过此劫，不光是谢先生的幸事，也必是全国人民的幸事。

曾经跟家里的某一位亲戚讨论过关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在她看来，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和素质远达不到实现民主制度的要求，因而现期的一言堂反倒是更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也许这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心声；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才最是应该建立法制的民主社会的时候，这也是对人民进行最切生的民主教育的时刻，‘这正是这个国家应该实行民主的原因。民主能让普通民众提高自己的素质，并提高整个国家的素质’（黄卧云，2007）。

中国的发展，最大的制约在于政治体制的制约。79年以来的改革只停留在肤浅的经济改革，甚至在金融方面都涉及不深，这不是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良。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伸入骨髓，触及到最深层的体制，不以牺牲目前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话，赶超美国，成为真正的大国就是一纸空谈。

遥祝中国走上真正的强国之路！

黄卧云，南风窗，2007

陈志武，南风窗 第11期，2007

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2007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357456.aspx